自1949年以来，我国的生育政策经历了从鼓励到严控到放松再到构建生育支持体系的五大阶段：一是1949-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二是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三是1978-2013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四是2014年-2020年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五是2021年至今生育支持阶段：“放开三胎”，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关于为什么不生，任泽平指出，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是主要原因。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晚婚晚育、单身主义等削弱生育基础，婚姻匹配难。不孕不育削弱生育能力。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就业与家庭矛盾提高机会成本，抑制生育意愿。

从国际经验来看，OECD国家主要通过提供男女平等育产假、提高经济补贴（现金、税收减免等）、提供托幼服务、促进就业性别平等四个方面来鼓励生育；法国则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1.8位居发达国家前列；德国鼓励男女共担育儿责任，提高生育支持力度，近年生育率回升至1.5以上；日本传统性别分工激化工作与家庭矛盾，总和生育率跌破1.3，陷入“低生育陷阱”。

由此可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切实减轻生养育孩子负担。他指出，一方面，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另一方面，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再者，大力发放生育补贴，切实减轻家庭养育孩子负担。

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鼓励生育的力度。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未来人口有望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以下为部分报告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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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70年生育政策演变：

从鼓励到严控到放松再到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1949年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经历了从鼓励生育到宽松计划生育到严格计划生育到放松计划生育再到生育支持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

第二阶段（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从节制生育到“晚稀少”政策。

第三阶段（1978-2013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独生子女政策、“一孩半”政策、“双独二孩”政策，计划生育一票否决。

第四阶段（2014年-2020年）：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

第五阶段（2021年至今）：生育支持阶段，“放开三胎”，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自放开三孩以来，各地积极健全生育配套政策，包括提供生育补贴、完善生育保险、个税减免、产假育儿假、提供托育服务、住房优先保障等，重点是降低生育养育教育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全国层面看，2023年8月，全国层面出台了减轻育儿和养老负担的税收减免政策，将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的扣除标准从1000元/月提高到2000元/月；子女教育的扣除标准从1000元/月提高到2000元/月；赡养老人标准从2000元/月提高到3000元/月。提高育儿和养老的个税抵扣额度，能够切实减轻家庭育儿养老负担。地方层面看，越来越多的地方拿出真金白银来鼓励生育。目前有三十多个省级以上单位出台了生育和育儿补贴政策，其中浙江省和湖北省为政策出台密集区域，分别有6个和5个省内地区出台相关政策。目前看，生育和育儿补贴政策力度有待提升、落实情况有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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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情况：生育率低迷，年轻人生育意愿低，

育龄妇女规模下滑，出生人口连续下滑

2.1 生育率：年轻人生育意愿低，一孩生育率持续下降、二孩政策消退、三孩政策效果未显现

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2020年跌破1.3，2023年降至约1.02，不足更替水平（2.1）的一半，全球倒数第二。

根据我们估算，2016年总和生育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2017年略降，2018年明显下降至1.5左右，2019年基本持平，2020年仅1.3，2021年1.15，2022年约1.05，2023年约1.02（按照出生人口902万计算）。

终身生育率下降，1946年和1970年出生的女性终身生育率分别为2.81和1.61。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946年出生的女性终身生育率2.81，1950年出生的女性降至2.48、1960年降至1.85、1970年降至1.61。此外，女性终身不孕率提升。根据2023年第三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提到的数据，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2015年为6.1%，2020年接近10%。

世代生育意愿下降，年轻一代生育意愿低，00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1.48个。

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继续走低，2017、2019、2021年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73、1.76、1.64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仅为1.54个和1.48个。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生育率的下降速度在全球靠前。根据联合国数据，1950-2021年，美国总和生育率从2.9降至1.7，日本从3.7降至1.3，印度从5.7降至2.0，小于中国从4.3到1.15的降幅。与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俄罗斯等人均GDP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总和生育率仍然偏低。

1）分孩次看，一孩生育率持续走低、2010-2022年从0.9降至0.6，全面二孩政策消退、2017-2022年从0.9降至0.3，三孩政策效果尚未显现。

2）分年龄段看，20-24岁妇女生育率降幅最大，主力育龄妇女为25-29岁，2022年该年龄段生育率为81.2‰。

3）分教育水平看，受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但差距收窄。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队伍，工会责无旁贷，同时也大有可为。”烟台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陈海涛介绍，烟台市总积极探索创新型人才培育新路子，从“定向化培育，全域式竞赛，一贯制孵化”入手，靶向发力，建立了产业工人从“工”到“匠”的全周期培育体系，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活水。

消息面上，近日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主要讨论了保交付、存量商品房收购、盘活存量土地、房贷四个领域的政策。在业内人士看来，亮点在于收储机制或有力释缓房企现金流风险，夯实金融稳定性；首付比例下限创历史最低，同时取消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信贷政策调整力度超预期。

4）分区域看，黔桂藏生育率最高，京沪津、黑吉辽生育率垫底，各地总和生育率差距明显缩小。

5）分城乡看，乡村生育率高于城市，但均明显低于更替水平。

2.2 育龄妇女：婴儿潮人口逐渐退出育龄阶段，90后渐成生育主力

育龄妇女已见顶回落，2013-2022年主力育龄妇女年均减少约352.7万人。生育主力出生在1987-1995年，一孩生育主力出生在1989-1997年，90后逐渐成为生育主力。随着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口逐渐退出育龄阶段，育龄妇女进入快速减少期，2030年、2050年主力育龄妇女较2022年分别减少17.4%、37.4%。

2.3 出生人口：连续7年下降，第四轮婴儿潮未出现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并未显现，未能扭转中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生育堆积效应已基本结束，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连续七年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902万人，比2022年减少54万人，继续创新低。

短期看，2024年出生人口可能会有小幅反弹，主要原因是：1）部分家庭在疫情期间积压的生育计划逐渐释放；2）2023年结婚对数有所增长，根据民政部数据，2023年三季度结婚登记569万对，同比增加24.5万对；3）龙有吉祥寓意，龙年存在生育小高峰。长期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失、生育率低、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等，如果没有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中国出生人口的下降趋势较难扭转。

分孩次看，一孩出生数占比已经恢复到高于二孩占比的常态。分省看，广东出生人口数量遥遥领先，河南、山东、河北等人口大省出生人口同比降幅介于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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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生？

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

3.1 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

为了更好地理解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我们提出一个生育行为动力模型，将影响生育率的因素分为政策效应、进度效应、不孕效应、意愿生育、非意愿生育，其中进度效应、不孕效应影响生育基础，生育意愿受生育成本、收益、性别偏好等影响，非意愿生育主要受避孕节育技术的影响，现代社会随着避孕技术的普及以及人们受教育水平的提升等，非意愿生育明显下降。

根据驱动生育率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以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

1）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

2）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

3）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

4）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

3.2 进度效应：晚婚晚育、单身主义等削弱生育基础，婚姻匹配难

1）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后连续9年回落，离婚率攀升；晚婚现象日益突出，1990-2020年平均初婚年龄从22.9岁推迟至28.7岁。

2）晚育现象日益突出，2000-2020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3岁推迟至27.9岁，平均生育年龄从25.8岁推迟至29.7岁。

3）因男女比例失衡、城市高房价、农村高彩礼等原因造成婚姻市场匹配困难，城市“剩女”和农村“剩男”规模快速增加，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

3.3 不孕效应：不孕不育削弱生育能力

一般而言，生育年龄推迟、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卫生保护缺失等导致不孕不育率上升。随着医疗技术不断进步，药物治疗、试管婴儿、人工受精等方法使得不孕不育问题得到部分对冲。目前治疗不孕不育成功率能达到40%-60%。但是考虑到价格、成功率等因素，部分辅助生殖的需求无法释放。

3.4 成本效应：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就业与家庭矛盾提高机会成本

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 ，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家庭义务教育负担重、生育时间成本高，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生育的直接成本、机会成本、时间成本高，直接导致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下降。

1）生育成本全球前列，沪京浙生育成本高，挤压生育意愿。

育娲人口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显示，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8万元。分区域看，上海平均养育成本最高，达101万元；北京紧跟其后，平均养育成本近93.6万。

通过对比不同国家抚养一个孩子至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在统计的14个国家中，估算中国抚养成本/人均GDP为6.3，高于除韩国以外的所有国家。

2）女性就业不平等，就业权益保障不足，生育机会成本高。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90-2022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73.2%降至61.1%，但在全球仍然处于较高水平。2022年全球女性劳动参与率为47.3%，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分别为56.5%、51.9%、54.0%、24.0%。与此同时，尽管中国保护女性就业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少，但目前女性在职业发展中仍存在婚育方面的歧视。根据OECD数据，2021年OECD国家平均性别工资差距12%，其中韩国、日本、美国、法国分别为31.1%、22.1%、16.9%、11.8%。根据BOSS直聘研究院在2022年3月发布的《2021年中国职场性别薪酬差异报告》，中国城镇就业人群性别薪资差距为22.9%，这在OECD国家处于前列。

3）普惠托儿所奇缺，家庭义务教育负担重，生育时间成本高。

4)房价攀升，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2023年房贷收入比从16.2%增至50.3%；北上广深房价收入比全球前列，房贷压力高。

第一，我国严重缺乏3岁以下的托幼服务，家长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成本照看孩子。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口报告2022》，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左右，供给缺口非常大，而经合组织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平均为35%，欧盟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平均为32.7%。相比来说，中国现有的入托率处于垫底位置，托幼服务严重不足。

第二，教育内卷，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大。根据育娲人口估算，中国小学到高中的公共教育开支占GDP的比例大约是2.6%，在OECD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相比之下，中国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经济支出却并不低，为了能够挤入录取率只有60%的普通高中，学生与家长均在付出高昂的金钱与时间成本。根据OECD数据，京沪江浙学生每周学习时间达到57小时。相比之下，美国学生每周学习时间为48小时，英国为43小时，日本为41小时。超高学习市场虽然换来了更好成绩，但是学生身心健康方面却大打折扣。

4)房价攀升，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2023年房贷收入比从16.2%增至50.3%；北上广深房价收入比全球前列，房贷压力高。

5）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

随着00后进入婚育阶段以及老人寿命延长，部分家庭甚至可能面临“八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即八个老人、四个父母、一对夫妻，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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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

4.1 OECD经验：鼓励生育哪招最管用？

随着人口转变、家庭模式变化，西方国家的家庭福利政策目标逐渐向注重生育支持转变。

OECD内部各国的生育支持政策框架大体相近，但措施侧重点不同、支持力度不同等导致效果出现分化，按生育支持政策和生育率走势可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以法国、瑞典为代表，生育支持政策实施较早、支持体系完善、支持力度较高，近年总和生育率回升且一直维持在1.6以上；

二是以德国为代表，1990年代开始发展家庭政策、促进夫妇平等、保障女性就业、提高经济补贴，总和生育率从1.3以下回升至1.6左右；

三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生育支持力度不足、传统家庭模式固化，总和生育率降至在1.3以下。

OECD国家鼓励生育政策体系往往以设立专门机构为基础，政策主要包括提供男女平等育产假、提高经济补贴（现金、税收减免）、提供托幼服务、促进就业性别平等等四个方面。

中国自1981年开始设立控制人口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改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8年改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生育支持的主要政策如下：

第一，完善休假制度。完善男女共担育儿假能够鼓励夫妻共同承担家庭事务和育婴责任，有助于缩小男女性在生育问题上的差距。

第二，提供经济补贴，2019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重约2.29%，家庭福利开支比例与生育水平存在一定正相关性。

第三，大量兴建托幼机构，2020年OECD国家0-2岁入托率平均36%，入托率越高、生育率越高。

第四，加强女性就业权利保护、缩小职场性别歧视。男女就业差距越小，生育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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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切实减轻生养育孩子负担

人口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开并鼓励生育大势所趋。

尽快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全面放开生育，将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的权利还给家庭，由每个家庭自主决定生育的孩子数量。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

大力发放生育补贴，切实减轻家庭养育孩子负担。

短期有助于扩内需、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提振生育水平、提升人力资本、增强经济社会活力，一举多得。

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中国生育率一定能触底回升，人口结构有望逐步改善，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健康均衡发展。

近日“网红经济学家”任泽平团队发布了《2024年中国生育报告》，报告中指出，当下我国生育率低迷，年轻人生育意愿低，一孩生育率持续下降、二孩政策消退、三孩政策效果未显现。育龄妇女规模下滑，婴儿潮人口逐渐退出育龄阶段，90后渐成生育主力。出生人口连续7年下滑，第四轮婴儿潮未出现。

来源：泽平宏观配资平台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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